我所了解的苏渊雷先生——周瑞金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者苏渊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苏先生是我的前辈和同乡。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平阳三苏”一说。我的家乡平阳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三位苏姓大才子。一位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一位是文史学家苏渊雷先生，一位是书画家苏昧朔先生。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都有建树，同时兼通诗书画三艺，既是学者，又是诗人、画家。这是老一辈学者的共同素养，今天我们很难达到。

　　我为纪念苏渊雷先生百年诞辰，谢了两句题词：“学者革命者兼为翘楚，佛学文史学皆等高峰”。苏先生精通文史哲，擅长诗书画，通才达识，学养深厚，享誉海内外。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年轻求学时就投身革命。十八岁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担任温州学生会主席，参与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读《共产党宣言》，讴歌十月革命。1926年他与同学蔡雄一起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浙江省学联到广州出席全国学生总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结识了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张太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年底苏渊雷正式转为中共党员，以青年革命家姿态活跃于我国现代第一次大革命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4月15日，苏渊雷等三位革命者就被白崇禧下令逮捕。一个多月后，苏先生的同窗战友蔡雄惨遭国民党杀害。19岁得苏先生被押解杭州陆军监狱，被判处19年徒刑。在监狱里，他同共产党难有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等一起研读《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马列经典著作。同时深入研究国学，史学，自修英文。他曾在狱中立下遗嘱，有句格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手段。”这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理念和实践。

　　1933年苏先生被温州同乡会会长保释出狱。经过七年炼狱，铁窗苦读，血火锤炼，到出狱时，26岁得他已是学有所长，才华横溢，成为年轻的史学家、易学家和诗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易学会通》成为他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在国学研究中的地位。

　　出狱后，苏先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进入出版界，与党内外进步人士薛暮桥、骆耕漠、千家驹、孙晓村等一起开展左翼社科研究工作，并为进步报撰写时评。抗战期间，他辗转入川，执教于中央政治学校，与贺麟、冯兰友一起讲授哲学，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受到当局责难，愤而辞职。应民族实业家卢作孚之请，到重庆创办钵水斋，成为进步文化人搞书籍出版、文物交流、学术研讨的重要场所。抗日进步人士沈钧儒、马一浮、章士钊、郭沫若、沈尹默，以及国外文化名人李约瑟和高罗佩等，都成为钵水斋的座上常客。

　　抗战胜利后，苏先生从重庆到南京，会见了共产党人石西民、徐雪寒等人，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担任了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授兼总务长，并经常在进步报刊撰文针砭时弊，受到威胁后移居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苏先生与中共老战友徐雪寒、骆耕漠等重逢上海，他革命热情高涨，担任了上海军管会高教处秘书兼文管会秘书，为保护上海文物，筹备上海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他为一些文化名儒耆宿安排工作，被个别领导人误解，他断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到沪江大学及华东区各培训班讲授《社会发展史》，后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整风期间，他对高等教育、知识分子改造及民主党派工作坦陈己见，直抒胸臆，被错划“右派”，降职减薪，发配到黑龙江师院，下放农场劳动，备受严寒煎熬。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才摘去“右派”帽子。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十年又惨遭璀璨，最后退休回到故里。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先生沉冤得白，落实政策，1979年重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学史，培养史学研究生，其年已七十有二。然而，就在他最后十六年的晚年岁月，苏先生重新焕发青春光彩，以其特有的坚韧、刚强、智慧、精力，在文史哲领域，在佛学、诗词、绘画、书法上全面迸发光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佛学研究上，他早年受益于欧阳竟无和太虚法师的薰习启迪，融汇了东西文化之精粹，运用起特有的综合评判方法，精研华严学，开辟了佛学研究的新途径，成就卓著，被称为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第五代的代表学者。

　　纵观苏先生一生，为追求真理，追求革命，追求进步，不畏艰难曲折，历经困苦磨难，充满理想主义情怀，执着不懈，精进不懈，最终进入“观自在的大境界”。他以自己一生的革命与学术行动，践行着他忠诚奉行的人生格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手段”。他的革命人格和精神，他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就在不断的创造和奋斗中得到升华，载入史册。

200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