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人 读《苏渊雷全集》有感——毛时安

　　我不是苏渊雷先生的入堂弟子，无缘得到苏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但我对史学最初的浓烈兴趣，除了来自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和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世界通史》的激发外，主要就是苏渊雷先生的《读史举要》开拓的史学视野。

　　我读大学之际，正值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风云际会，整个中国都扬洋着一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时独有的青春气息和豪迈激情。我们这代学子在耽误了十年青春，终于抓住了人生难得的发展机遇，人人都抱着报效祖国，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雄心壮志。对一切知识的那种极为热情的期待，真正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地步。无论是新进西学的新鲜强烈，还是传统国学的博大精深，都能让我们沉醉其中，几乎无法自拔。这种浓烈自觉的读书气氛，在今天几成绝响。尤其是我就读的中文系和历史系同在一座文史教学楼里。这座有着巨大罗马立柱却风格现代的三层楼，据说还是当年大夏大学的旧址。通体上下散发着来自三十年代的传奇气息。这是一栋有着历史和故事，被时间浸泡出了许多令人神往的遐想。一楼过道的南端是中文系学生的壁报，北端则是历史系的壁报。各自登载着两系学生的学习成果。分立两端，走廊就有了对擂的味道。我们会去看历史系的壁报，历史系的同学也会来看我们的。历史系的同学欣赏中文系同学的才情、天马行空。而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倒对历史系同学言出有据的严谨，对现象表层的锐利穿透，对复杂事物的宏观视野，以及他们步步为营的逻辑推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佩服的具体行动就是看了苏渊雷先生的《读史举要》。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出版的。封面在青蓝色青铜纹样的背景上压着白色的书名。大约二十万字，提纲契领，以十章的篇幅，将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来龙去脉，精妙要义，讲的清清楚楚。其中既有大笔如橼的宏观勾勒，也有独具法眼微言大义。取宏用精，虽然是一本明白晓畅的中国史学的入门的读物，但字里行间却有一种行云流水、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大家风范。对于学史者和研史者，这本书是可以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是我大学读史的一本重要的重要的启蒙读物。在当时书藉远无今天这样泛滥的时候，这本书我是视如拱璧。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我在《上海文论》反省总结自己参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经验和教训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其第六章《马班异同论》不仅对我了解司马迁、班固修史特色有引路之功，更对于自己史学观的形成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苏先生对司班史学比照分析给我的文学评论，尤其是文学作品思想、风格的比较评论，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思考。

　　可以说，《读史举要》既是我大学时代很重要的史学启蒙书，也是我检索中国史的一本极为明快的工具书。直到今天，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书。并且从中领悟老一辈学人的做史的学问。

　　二〇〇八年是苏渊雷先生的百岁诞辰。华东师大出版社为此隆重编辑出版了《苏渊雷全集》五卷。我因出差在外，错过了出版时的盛况和研讨。前不久，热心的学兄季聪先生再三嘱我为《全集》和苏先生写些东西，并特意将《苏渊雷全集》五卷送我研读。我很惶恐忐忑。苏先生的学问体大思精，出入中西，学贯古今。我粗粗浏览了一遍，正如行山明道上一路美景。目不暇接。其旧学，举凡儒学、易学、佛学、诗学，无不了然在胸，又有独出机杼之思。同时，他国学的研究又时时参以西学，遂使国学焕发夺目的新的时代光彩来。中国学问的经史子藉在苏先生胸中已成为浑然一体的文化世界。坦率地说，以我的浅薄去斗胆揣摩估量苏先生学问学术的轻重深浅，岂至是班门弄斧，弄不好便留下狂犬吠日的笑柄。确实，对于我这样的后学者来说，苏先生的学问颇有“星空灿烂，若出其里”，星空般的壮丽、浩瀚、深邃。

　　今天是一个“大师”、“巨匠”车载斗量，“学问”、“学术”漫天飞舞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巨匠”时常出丑，“学问”、“学术”常出洋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苏先生生前身后从无“大师”的桂冠，但在我眼里，苏先生倒是为后来做学问的人，提供了一个范本。

　　苏先生其实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两个文本。一个是他的书，一个是他的人。书和人，是两个“互文性”很强的文本，作为治学的文本，他的人本身是一个难得的值得我们去好好解读的文本。在一个中西交汇、古今相接的当代，苏先生的身份很特别。从隐喻的层面看，他是“双重人”。我们既可以把他视为生活在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晚照中的“最后一个人”，也可以看作是站在新学、西学晨光中的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最后的文人，他不仅学贯文史哲，更是“艺擅诗书画”。他的诗，有着杜诗的沉郁顿挫的诗心，也不无李白的飞扬意气。他的字诚如书家所云“有名士风度、哲人风采、诗翁风范”。自然天成。他的画，毫无犟头倔脑故作惊人状，却如篱边菊、水边兰、月下梅，散淡自如。这种传统的文人趣味、文人雅事，使他的传统学问，今所谓国学者，有了一层深邃生动的文化背景，更易于进入国学中最难接近的核心领域而妙想迁得。将心比心，其实不仅是人对人的关系准则，其实也是人和学问关系的相通管道。文人趣味有助于文人心的丰富性，而这种心的丰富性则拓展出了传统学问的丰富性。孔子一直对自己的弟子强调“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儒学中的精髓却是功莫大焉。就如苏东坡那样，将一颗活泼的心，同时飘然在充满文人趣味的生活和谈玄说理的学问之中。我们赞成苏先生治学的“会通观”，就是要打通学问、生活、艺术的绝缘墙，使三者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且在中国的学问自身，也是充满了“会通”的智慧，经史子藉贯通，文史哲打通。

　　在我看来，今天的国学和国学“大师”们所缺少的，首先是作为国学底子和底板的文人情怀，文人趣味和文人生活。所以，那样的国学就缺少了灵动生动的生命气息，而染上了令人望而生畏的酸腐的头巾气了。陆放翁教子有诗云：“功夫在诗外”。其实做学问，功夫也在书外。在书外的广博的修养。试看五四以降的一代大学人，哪一个不是带着文人的气质文人的情怀文人的生活，而在书斋里做着与生命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我看过苏先生写字作画的生动情景，也看到他对梅兰竹菊的始终不渝的情有独钟，体现的正是一种文人的情怀襟抱。是真名士，自风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学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治学方式。

　　在现代学术日益分工精细化的今天，其实我们仍然需要在会通思想、会通根基和会通能力的“通儒”、“大儒”。然而，事实上，今天的学人几乎完全丧失了赖以会通的文化生态文化环境，只能屈从于“逻各斯”的西方现代学术传统，做画地为牢的学问了。同时，因为这种“失去”，把国学也就自然而然地做成了一盘五光十色眩人耳目，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大菜”了。悲乎！

　　“会通”，不仅是旧学内部文史哲的打通，自20世纪以降，它同时意味着中西学问的沟通。《全集》中有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面世的《文化综合论》。苏先生在此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中西文化综合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的文化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在探索在实践的学术和文化主张，到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永恒学术和思想推动社会前进的方面，苏先生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不依附权威，关心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性。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关注现实，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公共性，使他在令人颤栗的1957年因言获罪。也正是这种公共性，使他在西方现代文化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民族文化急速溃退之际，对轻视无视传统文化的现象大声疾呼。也正是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使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在保持了传统文人的本色的时候，又获得区别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的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保持了人格、思想和学问的独立性。

　　如前所述，学问是和生活方式相伴的精神活动，但同时他还是人格操守的体现。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苏先生是一个淡泊者。他出无车，食无肉，甘于书斋生活的平静和平淡。他早期投身革命，轰轰烈烈。以他的资历，他不难在官场上谋取一官半职。事实上，新中国一成立他已经是官场上的一员。但他很快便放弃了可能会有的今日让人羡慕不已的高官厚禄，去从事自己喜欢的学问，去让自由的心灵徜徉在吟诗作画写字的艺术世界里。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和狂狷得到了生动而完美的体现。说他的儒雅，可以看他的画、他的字、他的诗。他的出入经史子藉。说他的狂狷，可以看他的时评、随笔。我特别佩服苏先生写于1956、1957年间的《民主盛世百家争鸣》、《漫谈文牍主义》、《读书札记及问答三则》、《莺啼处处同》、《矛盾引导前进，烦恼即是菩提》、《揭露•安排•对话》诸篇。文章的观点不仅当时石破天惊，即使今日也掷地有声。其中对于当年高校种种弊病的批评直指今日高校，其对高校领导结构的针贬也正是今年两会关注热议的重要话题。字里行间，可以看见当年苏先生，不畏权贵，仗义执言，拔剑而起的身姿。文人要的是风骨，知识分子要的是独立自由的思想品格。从苏先生的《风流人物无双谱》中所仰慕的从范蠡到龚自珍三十六人伟大先贤中，我们可以触摸到文人学者苏渊雷坦荡磊落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五四精神的传承。事实上，“五四”和稍后的学人，大凡都有自己极为鲜明甚至强烈的性格风采。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学者往往人性变得那么猥琐，生命变得那么萎缩，人格变得那么黯淡无光。所以，今日学问之不振其实是另一种生命状态和人格品位的显现。真的很难期待赢弱卑下的人格会做出崇高不朽的学问，贡献出犀利博大的思想。

　　说到底，学问大小最终比拼的不是掉书袋，而是一种眼光一种境界。苏先生纵贯20世纪从斗士到学者，从炼狱到书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炼作为底子，通达释怀，以问学为乐，自有了一种“观自在的大境界”。大境界便有了大学问。到了此时，有没有“大师”这顶原本高贵现在廉价的桂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文字为证。